研究院正在取代研發中心，成為中國制造企業最時髦的標配，而中央研究院、未來技術研究院則成為那些挑戰卓越的公司的新寵。華為、美的、濰柴、聯想集團等都在為未來5年甚至10年以上，儲備技術。華為曾經提到“至少有七百多個數學家，八百多個物理學家，一百二十多個化學家，還有六千多位專門做基礎研究的專家”。擁有如此大量科學家的企業，在中國是非常罕見的。而在美國大企業發展的鼎盛時期，中央研究院都是標配。大企業中央研究院和實驗室，都是神一樣的存在。如AT&T的貝爾實驗室、通用電氣GE的實驗室、施樂下屬的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PARC)、杜邦研究院等。這些實驗室會同時做基礎研發和應用研發，而看上去不接地氣無法商業化的基礎研究，經常會緩慢地釋放光芒，像高聳的燈塔一樣，照亮公司的未來。甚至，它會超越一個公司的圍墻，引領了整個產業的發展。如果沒有施樂PARC研究的人機交互技術，蘋果的鼠標和麥金托什電腦界面，可能需要很長時間以后才能出現。

在1919 年到 1936 年間，美國企業共建立了 1100 多個企業內部實驗室。那是一個基礎研究推動社會進步的時代，中央研究院往往成為大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護城河。

然而，這些救世主般角色的企業中央研究院，今天基本上都已經成為昨日黃花。GE中央研究院已經凋零。而杜邦實驗室則在更早的時間墜落，一路走過一個完整的鐘形曲線，從零碎起步到[敏感詞]，最后無可奈何花落去。

失去了中央研究院，杜邦的創新源頭，從哪里來？

這也留下一個迷惑的問題：大企業是否真的需要中央研究院？

杜邦家族的創始人來自法國，它與火藥的姻緣是來自路易十六的財務大臣：這個財務大臣居然是一個科學家，而且懂得火藥制造。杜邦家族深受這個科學家的影響。這也是一個奇妙的隱喻：科學家和制造業在一起的時候，正是爆炸性的工業配方。

移居美國的杜邦公司，靠著黑火藥，大發軍火橫財。美國內戰期間杜邦的火藥生產量占全美的40%。1902年為了解決廢酸污染水處理的問題，杜邦建立了一個小規模的東方實驗室，專攻化學基礎的部門級的獨立研究室。一年之余，就取得了許多顯著的成就。這使得杜邦很有興趣，重新又建立了一個第二實驗室，而且定位也提高一級，面向集團。這個時候，美國大企業逐漸開始熱衷于建立自己的中心實驗室，GE的實驗室已經成為大家爭相學習和看齊的榜樣。

然而杜邦中心實驗室，并沒有找到更好的定位，除了收集專利，改進收購小企業的技術之外，發展都很不順利。這個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再次成為杜邦實驗室的救兵。新發明的無煙火藥，派上了巨大的用場。協約國40%的炮彈，是由杜邦公司提供。

隨著一戰的結束，杜邦中心實驗室再次面臨停擺的命運。諸多研究員，都被各個事業部紛紛挖走，無形之中，中心實驗室被悄無聲息的分割了。

杜邦建立中心實驗室，在諸多事業部各自為政的局面中，名存實亡。

1921年之后的十年，是杜邦實驗室山頭林立的時代。部門實驗室的研究，都聚焦在工藝改進和生產制造上，缺乏長遠的研究規劃。此時的杜邦，已經從單一生產黑色火藥的工廠，開始向多元化發展。在1931年，已經成為一個包含火藥、塑料、油漆、燃料、人造絲等化學帝國，在美國是工業十大公司之一。然而多個實驗室的標準并不統一，跨實驗室的合作往往效果都很差，染料行業持續投入十年卻成果寥寥，使得部門實驗室受到更多質疑。1924年水牛城的人造絲技術研究部發明了人造絲短纖，大獲成功，成為利潤大戶，這使得公司上下都開始達成一致的認識，必須有長期目標的基礎研究。錢多人氣壯，杜邦原來的中心實驗室再次開始被重整旗鼓，基礎研究被大大加強，一改實驗室始終只面向制造部門的應用研究。

這其中，它的領導人斯泰恩的戰略設想和個人魅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成為杜邦公司科學研究的奠基人。從1927年，公司每年撥款50萬美元用于基礎研發。基礎研究重回杜邦的中心舞臺，而斯坦恩則小心地避開基礎研究的“純學術”字眼，就怕被看作“離市場太遠就毫無價值”。

到了1928年，化學聚合物領域中最閃亮的明星出現了。一個只有32歲的哈佛大學化學教授卡洛斯，被杜邦中心實驗室雇傭，開創了杜邦純粹徹底的基礎科學研究的傳統。這個一天到晚只知道抽煙、讀書和說話的化學家，像奧林匹克山上的哲學神仙一樣地活著，因為他的任務只有一個：思考。而且，研究經費，沒有任何限制。

科技政策規劃者最大的誤區，恐怕是以為創新是可以規劃的。卡洛斯所在的杜邦中心化學室里，飄滿了不知所云的眼圈。然而，漫無目的的思考，卻讓卡洛斯在1935年發明了尼龍66，堪稱為20世紀百大發明之一。1938年尼龍被徹底商業化，絲襪成為一個秘密項目。首批尼龍短纖被送到編織工廠進行實驗的時候，化學家就和樣品一起睡在火車箱里。1940年長筒絲襪取得了轟動性的成功，女士們在百貨門前排起長隊購買這種珍惜的物品。

因為卡洛斯的發明和由此產生的尼龍商業化，奠定了杜邦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的利潤。而工程塑料的基礎研究，與商業化的結合開啟了全新篇章。這一時期，基礎研究為中心的實驗室基地，成為科學家發現黃金的中心舞臺。

隨后二戰開始，又見兵荒馬亂的時刻，杜邦的基礎研究，再次凋落。

杜邦從單一的黑色火藥廠，最后發展成為有2000多個品種的制造業帝國。除了它自身出色的管理能力之外，杜邦實驗室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杜邦真正有現代意義的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57年。此時，杜邦公司化學事業部的研究組織改名中央研究部，開始了杜邦最重要的科研組織的歷史，它也成為致力于基礎科學的最重要的工業實驗室之一。

此刻它以一種成熟的領先者心態，徹底地確定了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承諾。5000萬美元的撥款，大氣而任性。研究院的目的，就是為了發現“下一個尼龍”。

“發現下一個尼龍”這一輝煌的故事，盡管再也未能完全達到，但研究院的既定目標“研究催生多樣化“，則產生了一系列的科學創新，為整個杜邦公司的許多不同業務做出了貢獻。對位芳綸，就是在這個背景產生的。它的重量比強度是鋼的六倍。在中央研究院的專利申請之后，杜邦隨后投資了5億美元，研發其產業化技術。這也是杜邦公司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產業化技術研究。15年后，杜邦終于成功開發出防彈衣、防彈頭盔等軍用裝備，而消防員防火服裝，也由此而生。這是中央研究院的基礎研究，與車間制造技術的完美結合。

研究院在一些專題領域進行了研究，通常需要跨學科的方法。在20世紀50年代，研究院設立了一個基礎廣泛的研究項目，主要目的是合成和研究新的化合物類。其中新的有機和無機化合物的合成，約占全部研究的一半。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邀請杜邦公司參加化合物招標的時候，他們最后將杜邦公司評為迄今為止提交范圍最廣泛的化合物；制藥公司提交的都是看起來像藥品的產品，只有杜邦公司提交的化合物非常多樣化，包括催化劑、光學材料、單體、低聚物、配體、無機物和其他不尋常的材料。

這正是杜邦基礎實驗室的“研究催生多樣化”所形成的獨特魅力。

除了化學合成外，研究院還繼續致力于新的物理和分析技術、化學結構和反應機理以及固態物理。到了1980年代，面向生物技術的基礎研究，開始顯著增強。

中央研究院將工業和基礎研究結合在一起，這兩個特征的結合程度往往由負責人決定。實驗室的頭銜，可以從研究部主任到技術副總裁，甚至到總工。實驗院的名稱也在不斷改變，以反映時代的變化。從化學品部開始，到中央研究部(CRD)，到后來的中央研究與發展部(CR&DD)，最后到現在的中央研究與發展(CR&D)。名字變來變去，規格越來越升級。

中央研究院的實驗室管理促進了一種開放和協作的風格。它成立時的分工是“管理”、“實驗室板凳化學家（bench chemist）”和“技術員（technician）”，管理人員和化學家有各自獨立但也有交叉的職業提升渠道。它采用海氏薪酬等級制度，“實驗室化學家”盡管有八個晉升級別，但卻擁有一個平等的頭銜。這種避免科學家攀比頭銜的方式，大大促進了創新意識的發展，也促進了彼此之間的互動。

許多來到研究院的博士都轉到了業務部門。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管理層試圖將所有新來的博士，頭五年內都放在業務部門。博士們的一生都是在學術環境中度過的，經歷相對單純。而在企業業務部門中，他們的同事一般都是年齡相對成熟的商學院工程師，擁有大約5年的工廠運營經驗。這使得其中大約有一半的博士們，會回到中央研究院。而在那些回來的人中，大約有一半會再次離開。相對較高的流轉率，為研究院招聘優秀的新博士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杜邦研究院得到了眾多知名科學家的顧問支持，他們為杜邦公司做出了重大貢獻。一些偉大的化學家則五十多年如一日地為杜邦提供咨詢，為杜邦這些訓練有素的化學家提供支撐。還有許多杜邦的科學家成為美國國家院院士，而在杜邦研究院工作了42年的佩德森，則在1987年成為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他是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中少數幾位沒有博士學位的人，杜邦中央研究院的基礎研究實力由此可見一斑。這些密切的學術聯系，為杜邦研究院的研究人員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外腦資源。

技術研究方向的責任已經轉移到化學家身上，因為他們必須執行短期項目來支持業務單位。同時具有MBA的博士，更加普遍了。與早期的中心實驗室不同的是，很多管理層都有業務部門的經驗，許多人都是先在受雇于業務部門，在職業生涯的后期進入實驗室。這些管理人員往往更加行政化，沒有與技術專家保持一致所需的強大技術背景。另外，一些管理人員不得不開始依賴高級技術人員，而這些高級科學家在管理年輕科學家的項目和職業方面，并沒有明確的指導方針。

這意味著“管理層”和“科技層”正在出現較大的裂縫。

與此同時，華爾街資本引導工業走向的時代也在更加普及，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核心競爭力受到更多的關注。商業化的氣息，變得更加濃厚起來。

不同尋常的日子，是在2009年7月，杜邦馬歇爾實驗室被關閉。這是杜邦早在1917年就收購的工廠。當時為了在化學工業中占據主導地位，杜邦公司收購了這家油漆生產公司，并轉化成工廠——實驗室一體化的樣板。馬歇爾實驗室從事涂料制造、涂料的化學和物理性能以及產品開發的基礎研究，在行業享有極高的地位。然而這不過是全球經濟衰退期間，杜邦全球重組收縮的一部分。金融危機讓杜邦的的汽車、建筑和工業市場深受打擊，一直萎縮。這次關閉，是威爾明頓基地的公司新一輪重組的一部分，包括裁員2000人。

馬歇爾實驗室的關閉，具有非常明顯的象征意義，嚴重地打擊了中心實驗室的聲譽。而在更早的1996年，享有盛譽的貝爾實驗室在AT&T被一分為三，歸為新公司朗訊所屬的實驗室的時候，傳統大型企業的護城河，正在逐漸干涸。

2015年末，杜邦中心實驗室被改名為杜邦科學與創新公司。隨后在2016年1月4日的大規模裁員，標志著該組織作為一支主要研究力量的終結。而在新的科學和創新組織中，CR&D公司的分子科學和工程以及材料科學和工程部分從330名員工縮減到34名。

以中心實驗室為護城河的時代，已經帷幕滑落。更加偏重實用的研發中心，開始登場。2014年杜邦在上海建立了研發中心。

隨后就是資本的杠桿開始啟動。2015年杜邦與陶氏合并，并在雙方重新換牌、洗牌的業務組合之后，四年后分拆成三大獨立公司。

資本對于業務的主導力，壓倒了一切。聚焦主業，才是大公司的方向。整個運行系統的復雜性和多變的用戶口味，都使得松散的多元化，不再受資本的青睞。中央研究院對于前瞻性技術的研究，往往具備扇面輻射的特性，而多元化業務是最有利的接受體：東邊不亮西邊亮。但如果多元化不復成為企業的目標，底層基礎研究的邏輯也不復存在。

一個擁有強大基礎研究的中央實驗室，曾經屢屢扮演大型企業救世主的角色。然而，當美國企業中央研究院陸續化整為零，將中央研究院下放到各個事業部的時候，企業的創新源泉，又從哪里來？

隨著中央研究院的衰落，杜邦不得不尋找更多的制造創新源泉。并購和專利授權自然是屢試不爽的招法，而與美國聯邦實驗室的結盟，則是杜邦另外一條光明之路。早在2002年，杜邦就與美國能源部所屬的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成立合作伙伴關系。當時能源部的生物能源技術辦公室發布了一項資金資助項目，尋求企業與國家實驗室的合作，以改進纖維素乙醇（比汽油更清潔的生物燃料）的生產過程。二者形成戰略聯盟，共同開發生物煉油廠的煉制工藝，全部采用玉米等谷類糧食、作物秸稈等可再生資源生產燃料和化學品。當時項目總計3800萬美元，美國NREL投入1900萬美元。

這簡直就是自己家的實驗室了。

這個項目持續了十多年，直到2015年，這種新生物燃料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在這背后，杜邦和國家實驗室NREL的戰略合作提供了關鍵的創新，二者形成了十多項重要專利。

2015年10月，杜邦的纖維素乙醇生物精煉廠在愛荷華州正式投產，被美國能源部稱為“先進生物燃料產業的一個里程碑”。而杜邦在這方面的研究，最早就是吸收了美國聯邦實驗室的成果。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杜邦2000年收購的OLED公司Uniax，來自加州大學實驗室的項目；而2011年收購的太陽能電池的硅膠油墨印刷技術公司Innovalight公司，早期也得到美國能源部實驗室的資助。

顯然，與美國國家實驗室的相互借力關系，已經成為杜邦的一個基礎研發的戰略重點。大企業內部的中央研究院既然已經讓位，國家層級的創新生態鏈開始接手，繼續發揮企業護城河的作用。

出售和收購，成為大企業保持創新活力的另外一種方法。

2022年2月，杜邦將交通和材料部門的大部分業務，以110億美元的價格出售給另外一家公司。這些資產包括工程塑料和高性能樹脂等業務，2021年銷售額約35億美元。

繼續賣。2022年6月，杜邦旗下剝離出的聚酯塑料，以2.4億美元，被浙江華峰新材料集團接手。涉及到杜邦在美國的兩個生產基地的兩個品牌，2021年的銷售為2億美元。價錢還算公道。

但買進來的公司，價格就很霸道了。2021年下半年，杜邦以52億美元的大手筆，收購了工程復合材料公司羅杰斯。羅杰斯2021年銷售額不到10億美元，為半導體行業提供高頻電路材料。杜邦2021年收入166億美元，移動與材料部門收入為50億美元。收購羅杰斯的代價還是很高的，但進入電動汽車和自動駕駛ADAS領域，正是杜邦力圖大力開辟的江山。

吞吐之間，杜邦保持了很強的靈活性。最近十年，杜邦企業的收入，幾乎縮水一半。但利潤，卻神奇般地保持堅挺。

這是大公司的秘訣，不求大，只求強。創新依然是主心骨。

基礎研究、工程化研究和企業商業化，是高質量制造攻堅大門上三把環環相扣的連環鎖。每一把鎖，都需要有一類角色進行一場正面攻堅戰。在當下，如果都是由一個角色來完成所有的任務，那是一個巨大的戰略布局失誤。

以此來看，華為有如此多的科學家，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這不是華為的驕傲，而是社會產學研缺失的悲哀。這是中國制造生態圖上，一塊明晃晃的創新傷疤。中國的大學需要頂上來。可以看到，上海交大有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天津大學有先進技術研究院，都在圍繞產業轉化、以用立研進行轉化。這開了一個很好的頭。但要真正解綁松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方面，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北京開源芯片研究院等則提供了很大的組織柔性和開放環境。這些努力，將盡快彌補基礎研究與應用的縫隙。否則企業只能自己重新來一遍。對于美的中央研究院，航空發動機空氣動力學，同樣可以用在空調風機的空氣對旋技術，讓風向 風速 、 送風距離等細節可被精準掌控 。

在這一點上，公共實驗室本來可以承擔得更多。

星河光塵，漫天飄灑。杜邦中央研究院與同期的其他研究院和實驗室一起，曾幾何時，輝映成基礎研究的銀河時代。而此刻，銀河系正在天象重運，新一代的皓空大卦，正在拉開行健之圖。中國制造創新大體系，新象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