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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雪萍 | 我在德國看中國制造業大出海

發布時間:2024-07-24作者來源:林雪萍瀏覽:1220


(注:筆者7月上旬在德國、匈牙利調研中國企業出海的情況。本文為德國部分調研結果。下一期推出匈牙利調研札記。敬請關注每周三《知識自動化》)


令人困惑的德國鐵路


歐洲杯的盛宴散去,而德國鐵路引起的海嘯般的憤怒,則會繼續留在這里。四面八方的足球狂熱者一度陷入崩潰狀態,因為鐵路總是無法準時而錯過許多球賽。昔日德國為之驕傲的國家機器-德國鐵路DB,正在成為這個國家公開的羞辱。

圖片

圖:法蘭克?;疖囌荆?024年夏


在2023年,德國有1/3的鐵路是晚點,這還不包含大量6分鐘以內的晚點。為此,瑞士鐵路也深受其害,正在打算將德國列車從它的鐵路網線路中一腳踢出去。


擁有最精密機器的德國,為什么鐵路如此不靠譜?簡單地說,德國鐵路已經年久失修。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國家系統需要翻新的一個隱喻。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為了更好籌集資金,德國發起了國有資產私有化運動。德國聯邦郵局被拆分成德國電信、德國郵政等三家機構,這也大大激活了電信市場。而德國政府也有意讓德國鐵路變得更加國際化、更多私有化。它也開始大幅度瘦身,關閉不盈利的線路,拆除部分基礎設施縮短鐵路,以迎合投資者的需要。但這場充滿希望的改革,至少被拖延了30年。


德國在高鐵的投資漫不經心,但卻將大量的資金用在公路上。這似乎也是德國作為汽車大國而注重公路建設的代價。在歐洲國家,德國鐵路的資金投入是最少的,排名倒數第三。而鐵路基礎設施的更新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列車、信號系統、動力系統同時切換。這里就暴露出德國的緩慢多層的官僚機構,在決策和執行力上面的乏力??ㄋ刽敔柺械囊欢沃挥?公里長的地鐵,德國鐵路DB從2004年就開始討論,2008年開始建設,但直到2022年才修建完畢。這中間經歷了無數環保者的抗議、議員的出爾反爾和各種施工單位的推延。


決策只能分段考慮,資金只能分步下放,項目審批則無比之慢。這使得項目只能在不同時間段,以不同的子系統進入一個大系統中。不同代際的技術混在一起,并不能使得性能得到顯著提升。


德國是一個有著外部觀察者難以理解的包容力。它似乎從來不會因為追求新生事物,而加速舊事物的退場。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司機,使用的駕駛證依然是四五十年前的一張紙,皺皺巴巴的紙,依然具有官方的權威。如果司機不想改成帶有芯片的駕駛證,也不會有人推進這種切換。這就像一個考古現場,多層不同時間段的化石,以一種混亂的方式,同時呈現出來。


這種不同代際的技術包容,會帶來一種惡性循環的結果。保留不同的系統,會使得處理效率非常慢。這容易加劇人們的不滿,而政府要安撫這些不滿則需要更大的成本損耗。正如德鐵會為不準時而提供補償,但這種補償太多又進一步惡化德鐵的造血功能。


二十年前的德國高鐵技術ICE,曾經是人們心目中的效率準星。而現在,ICE還是ICE,缺乏更新已經讓它變得平庸不堪。一套曾經無比成熟的體系,正在日漸陳舊。


就社會轉型而言,德國是一個無法自我快速更新的系統。太多的自由主張分散了人們的合力。而德國鐵路則是一個[敏感詞]戲劇性效果的參考物,折射了這個國家的多樣性。它不能容忍一絲一毫的制造誤差,但卻能放任交通工具像蜘蛛絲一樣在空中飄蕩不定。認識德國如何將完全相反特性的事物捆綁在一起,在法蘭克福的火車站里,迎著遲遲不到的火車軌道方向,就能看見的答案。


艱難的德國制造


在某種形式上,德國高鐵是德國制造的一種遙遠的寓言。人們昔日鐘愛的經典,會在眼皮子底下經歷歲月侵蝕而老化。德國鐵路,正是這樣的一個經典。而一向閃亮的德國制造,也出現了新的銹跡。


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正在傷害著這個國家的神經,而牢固的中德貿易關系,也在出現新的異常。2024年第一季度,美國超過中國而成為德國最大的出口國。這是過去八年所未曾見到的情況。德國正在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也選擇了更加昂貴的供應鏈。


而德國工廠,正在經歷無情的老化。許多古老的工廠、陳舊的設備,依然在德國的小鎮上,但年邁的氣息正在傳來。一家做汽車零部件公司,員工平均年齡達到了49歲。這讓廠長也感到不安。


在德國西南部的薩爾布呂肯市,高峰期曾經達到8000人的福特工廠,正在尋求關閉沖壓車間而尋找廠地買家。德國一度提供補貼讓福特工廠持續下去,但無濟于事,該來的還會來。而此前,米其林和大陸輪胎,都已經關閉這里的廠房。這里的許多工廠往往非常封閉,舉目望去都是濃密的樹林和丘陵,頗有“環滁皆山也”的感覺。而在20公里開外的開闊平地,就是蜂巢能源動力電池的新工廠廠址。這里的娛樂并不多,電影院零星地分布在小鎮上。這樣的地理位置,其實很難找到工廠所需要的管理者。于是一個奇怪的高管漣漪效應出現了,職位越高的人,居住得離工廠越遠。只有工人,則相對都居住在工廠五公里的范疇。有的管理者,甚至住在鄰國比利時或者盧森堡。盧森堡作為一個歐洲的心臟,正在得到越來越大企業總部的青睞。


在德國中部和西北部的城市,寧德時代和國軒高科正在大力建設生產線。這些工廠的建設周期,超過了原來的想象。而德國的稅收檢查,總是慢騰騰地無法收尾。這些緩慢的行政效率,往往會讓遙遠的東方總部感到無可奈何,難以理解。而對于下游汽車廠的電池一致性信息,也很難及時獲取。這些汽車廠的員工,往往整個7月都在休假。休假期間,是沒有任何時間窗口,讓人去討論工作內容。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放在無可挑戰的地位。


德國的慢節奏,讓人無計可施。但更具挑戰的是越來越高的勞工成本。德國工會,總是在尋求漲工資、降時間的周期往復之中。


各種新的名堂也開始出現,德國工會開始要求企業為員工支付護理險。這樣當員工將來退休之后,就可以請人來進行護理。這種看上去“無禮”的要求,來自一些非常強勢的工會,如德國化工業業主聯合會(BAVC)?;づc制藥行業的巨頭如巴斯夫,已經在連綿征戰中無奈地向工會妥協。這也帶來了整個行業的妥協。當大企業的利潤受損的時候,也連帶了類似橡膠化學品的中小企業,也不得不跟著吞進“護理險”。


而對于員工而言,則顯得漫不經心。即使這些人失業,也依然會有救濟金。當地政府也很著急,在失業期間會為失業者提供各種培訓補貼,目的就一條,希望工人重返工作崗位。


盡管歐洲對中國發起了反傾銷反補貼的調查,但這種表面上的鋒利[敏感詞],容易掩蓋德國內在的負面成本。老德國人,二戰重建的觀念,似乎已經走過去了。新一代德國人,有了不同的想法。


風險、對沖與戰略防守


中國制造在德國的投資,激發了不同的情緒。


2016年美的家電并購德國機器人公司庫卡,是一個百年難遇的事件。這一年,中國在海外的投資是2100億美元,超過了美國。而中國在德國的投資,也第一次超過了德國對中國的投資。可以說,2016年是中國企業全球化最值得記憶的一年。這是一個跨國并購的[敏感詞]時刻,也是命運的拐點。


庫卡被中國企業成功并購,徹底改變了中國在德國的投資方向。盡管失去的是流血負債的一家公司,但這家代表“工業4.0”方向的機器人公司,還是讓德國媒體輿論產生了巨大的情緒反應。德國政府一度想否決這次并購,但被律師援引法條而拒絕。德國政府得到的最大教訓就是,必須修改德國法律,才能阻止收購。于是德國《對外經濟條例AWV》的投資管理法由此出臺,限制條件不斷收口,這使得中國的并購機會越來越小。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起對德國公司的并購,都需要將美國法律風險加入其中,否則后患無窮。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是一個需要高度警惕而又需要經常溝通的組織。如果公司包含過某軍用基地曾經用過技術,那么這種技術在正式并購前,必須剝離出去。


不利的因素在疊加。德國的投資法案,先后經歷了20多次改動以堵塞各種漏洞,原來的25%需要報審批,已經收緊到15%,并一步縮小到10%。而審批時間也從最早四個月左右,拖到十個月甚至更長。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并購的力度開始走衰。到了2021年,根據咨詢公司榮鼎的報告,中國的綠地投資已經超過并購,而且差距開始拉大。


庫卡的收購,發酵了一種敵意的情緒。以此為界,此前的黃金時光,歐洲在熱烈地歡迎中國來投資。而現在,即使企業破產,中國的投資也容易遭到拒絕。十年之內,巨大反轉。早日的敵意情緒,已經被放大到更多的敵意行動。這讓中國企業很容易成為攻擊的獵物。


而有些中國企業容易漠視專業會計律所、咨詢公司的價值而自行其是,大量不合規的種子也開始撒得到處都是。


而德國公司在進入中國的時候,則要謹慎得多。2004年德國最大的化學公司巴斯夫BASF在廣東茂名與中石化建立合資公司的時候,借助大型咨詢公司普華永道的陪伴。同樣,西門子的磁懸浮導軌,入選上海地鐵的時候,同樣使用了普華永道的支撐。這些德企巨頭進入中國時都提前做好了準備。當前,對中國企業進入德國市場而言,兇險關會更多。


德國的稅率,幾乎是歐洲[敏感詞]的,比瑞士還高。而它的稅種又特別多,讓人眼花繚亂。如果企業的各個業務不能夠分得清楚,那么所有的業務都會攪在一起。當一種高稅率的業務出現審計的時候,會連帶其他業務一起觸達高限稅率,而導致交稅更多。而且在很多國家,行為一旦產生,稅收立刻就伴隨產生。這與當事人是否知情毫無關系。要防范這類風險,往往需要構建一個更高一級的公司架構,并且建立預防性費用機制。


企業決策者容易套用國內思維,試圖將國內做法復制到海外。這已經被反復證明是行不通的。海外的公司治理架構,與國內有很大的不同。


在德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框架下,是沒有中國的“董事會”。只有股東會和職業經理層這兩個層級。這讓很多中國企業不適應。同樣,在德國法律框架下,如果一個企業面臨破產而總經理沒有提前說明,那么總經理將要承擔巨大責任。在這種情況,總經理往往會拋開母公司,而自行雇傭律師,并向法院尋求破產。


這種被動型破產,對母公司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但這種危險時刻,往往源自一些很小的細節。例如母公司在某個時間節點未能及時付款,而導致資金臨時斷裂。這就可能觸發管理者的自保行為。


然而很多企業采用了“以罰代學”的方式,不肯提前布防,而寧肯事后挨罰,息事寧人。而這些消息,則往往是德國媒體最擅長挖掘的命題,從而進一步惡化了中國企業的整體形象。在德國的中國企業,每個企業都與整體形象相關。一個企業名譽受損,污名也往往會同時蔓延到其他中國企業。


實際上,面對挑戰中國企業也要善于訴訟,將打官司視為一個正常不過的行動??上У氖?,中國的文化氣質,往往讓很多人選擇了隱忍。


2017年,中國一家公司試圖收購德國50赫茲電網公司的部分股份。德國政府無法直接否定,于是勸說大股東比利時國家電網實現優先購買。而在隨后面對再次被出讓的股份,德國政府直接給復興銀行下達了命令,要求后者參與收購行為。這是一起用行政行為干擾經濟行為的典型案例,存在明顯的法律瑕疵。


如果這家中國公司堅決跟德國政府打官司,那么或許有機會獲得這部分股權。然而中方選擇了沉默和放棄。最后,該公司也不得不退出了德國電網市場。


就在第二年,一家煙臺公司收購德國快要破產的金屬材料公司,德國政府又開始進行阻攔。這種阻攔,依然有很多法律漏洞。但是,這家公司也選擇了毫無抵抗地放棄。中國公司總是下意識地認為,打官司是一件很麻煩和不值當的事情。


在德國,利用當地法律的縫隙,要敢于打官司和訴訟,反而可能會贏得尊重。而總是采用息事寧人的態度,在收獲失敗的同時,也容易強化對方蔑視的心態。


文化的挫折


德國日耳曼是一個交友慢熱型和行事計劃型的典型民族。德語有兩個專有詞,能夠反映出這種底層邏輯的特征。德國人在向別人介紹他人的時候,會嚴格區分“朋友(Freund)”與“認識的人(Bekannter)”,謹慎地傳遞信任鏈。同樣,德語有一個特別的詞“計劃的安全性(Planungssicherheit)”,將更改計劃視為一種威脅。這些[敏感詞]的德國專用詞,正是人們需要理解的文化差異。語言是人類思維邏輯的基礎,它的顆粒度定義了人們思考的最遠邊界,而反過來又將人們行動約束其中。就像三打白骨精里面,孫悟空為唐僧劃出來的安全圈。語言就是這樣的安全圈。


一家中國家電巨頭在收購本地公司之后,公司大領導周末臨時約見德國負責人。而德國總經理,則以要去看歌劇的理由而直接拒絕。在這位德國管理者看來,即使母公司董事長的到來,也不能占用個人的時間。個人“計劃的安全性”,不容受到侵犯。


很顯然,這并非是單人個體的抵觸,而是兩種文化在對抗。而這種對抗的起因,很多是由于中國企業對海外文化的忽視而導致的。而管理者的任性,也會給工廠的效率,帶來很多麻煩。


企業開拓海外市場,領導者不能任性而為。很多企業認為建立研發總部,就是買一幢樓,挖人工資翻一倍。而短期沒有效果就直接關閉。這種戰略行動反復,會在德國的圈子里造成很差的影響。本來是戰略卡位,最終卻成為道義上的逃兵。這類企業很難真正融入到德國的圈子里。


人們可以在更短的周期,看到任性的效果。建設工廠,就是一個最好的展示“任性就是災難”的現場。由于德國的建筑成本是很高的,企業必須做好足夠的規劃,否則就會無限拖延周期。 


在國內的工廠建設過程中,業主往往會突然修改原來圖紙的設計。這對于施工方而言,都是家常便飯,也經常不會多收取中間費。但在德國,更改圖紙就是一場災難,嚴重影響“計劃的安全性”。所有的設計、評估,都必須推倒重來。一家做電池材料的公司,由于私自改造圖紙,就觸發了重新審批的流程。本來2022年就可以投產的產線,一直拖延了一年半。還有很多啼笑皆非的理由:特斯拉在柏林附近的超級工廠,會因為影響土撥鼠睡覺而遭到動物友好協會的抗議,而拖延工期。


面對成熟的發達國家的工業體系,中國企業很容易露出管理粗狂的短板。而外部風險也與日俱增,很多來自政治的不確定性。


德國的“三個不一致”


歷經2年的討論,在上周德國內政部決定將華為和中興的5G設備從德國電信系統拆除。雖然這個結果令人失望,但如果靜下心來觀察德國操作的細節,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德國政府分層化的本質。看上去,德國內政部,采取強硬姿態拆掉華為設備。但事實比這個表象要復雜得多。


拆除華為設備的動議,提出來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但此前一直沒有行動。最主要的原因是,德國電信運營商的堅決反對。更換5G網絡設備,運營商會遭受重大損失。穩定性很難保證,一旦用戶投訴洶涌,運營商將會難以處理。


理性的企業家,會盡量延長更換設備的期限。而綠黨政治家的唯一理由則是,通信核心組件會受到外國控制。


艱難的談判和博弈之后,內政部長和運營商達成協議,把更換華為核心網組件過渡界定為2026開始更換,并在2029徹底更換完成。可以說,內政部把整體更換時間拉長到2029年,是為德國電信運營商贏得了切換時間。這使得德國電信、沃達豐和西班牙電信德國(O2),都基本同意。


然而,內政部為了保全德國企業而采用“拖延”術,受到了德國鷹派反對派的激烈批評。


這正是德國政府分裂、多元化的表現。各個政黨之間并非都是一個聲音。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德國社會出現了“三個不一致性”:政黨之間的不一致性,以及媒體與政府的不一致性,企業與政黨的不一致性。


從政經溫度而言,歐盟總部所在的布魯塞爾,比柏林要灰暗不少。而法蘭克福的天氣則最為晴朗。各個城市,自有溫差,不能看成同時涼熱。


這種奇特的現象,需要中國仔細觀察。合適的對策,是要建立在對西方國家政黨的細致感知上。全面斗爭的策略,還需要有分化的視角。面對分層的德國政治和歐洲,也要有分層的外交體系。經濟、民間、文化等非正式政治外交的渠道,可以發揮更多層次的外交活力。


貿促會、商會的作用,悄然浮現上來。


佩刀侍衛安在?


德國如何護航海外企業?全要依仗德國海外商會AHK,成為德企在海外經營活動的大保姆。它會組織各種活動,加大企業與本地社會的接觸。同時提供法律、財務和市場等專業化的服務。即使一個小微企業,也可以從AHK獲得有力的支持。2000年前后,在上海同濟大學附近的四平路上,大量的中小企業活躍在一排辦公樓里。它們租借的是德國中心的物業,而接受的業務輔導,則來自AHK。AHK在中國有11個辦事處,在昆山德國企業密集的地方,專門設立代表處。而在上海,就有30人。這些德國的中小企業和很多隱形冠軍,一開始從辦事處、首席代表開始,逐漸地在中國開始修建工廠、建立總部。在十年的時間里,這些企業逐漸羽翼豐滿,成為中國市場的主力軍。


德國政府則給與了AHK極大的支持。政府在海外組織的活動,基本都交由德國海外商會AHK來承擔。而德國駐上海的總領事,屬于外交部體系,但也會跟隨AHK的活動,零門檻參加以示對當地德國企業的支持。在德國總理今年來上海訪問的時候,也專門去參觀了AHK。有了這些官方支持,也使得AHK腰桿挺直,有著相當大的能量,聯絡中國的相關部門,能夠接見各個德國代表使團。也能夠向中國政府,反映企業的訴求。


可以說德資企業在中國,AHK作為一個服務機構,不僅僅能夠解決具體的經營難題,更代表了一個專業性極強的超級對話機制。


中國企業出海,迫切需要一種民間對官方的對話機制。


日漸活躍的中國貿促會,正在起到部分這樣的作用。曾經有一段時間,在德國展會上會有一些專業的專利騙子,專門選擇中國企業進行碰瓷。通過雇傭律師,勒索中國企業。很多企業有理說不清,往往啞巴吃黃連。而貿促會則請專業律師坐鎮,專門為中國企業應對知識產權訴訟。很快,展會上專門碰瓷中國企業的專利騙子,幾乎絕跡。


貿促會建立了企業交流平臺,鼓勵即使業務有競爭的同行,也要學會一致對外。德國法蘭克福市是中資銀行的大本營,五大銀行都在這里。德國金融管理局,一向審計很嚴格。當它完成了對農行的審計之后,這樣的經驗最好可以在銀行系統傳遞,讓中行、工行等都可以輕松應對。


然而,整體而言,貿促會的編制還不夠大。在海外的這類組織普遍存在著“有管理意識,無服務理念”的局面,能夠提供的專業咨詢也比較少。企業最后,還是要靠自己去孤軍奮斗。很多企業在海外的磕磕絆絆,并非是因為戰略無能,而是因為戰術無知。大部分人對當地的程序審批、稅收稅率、加速流程等并不清楚。一人踩坑進,千人踩坑忙,依然非常普遍。復雜的常識,變成了讓中國企業非常頭疼的問題。


德國海外工商會AHK這種專業輔助出海的組織,擁有完備的流程和方法論。而中國類似的商會類組織還處于成長的幼稚期。這種情況下,組織管理者的“能人效益”是非常明顯的。這是一種兩個國家的文化對陣,擁有德語能力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就斗爭的藝術而言,如果要跟德國人據理力爭,那么就必須用德語。在一次開會期間,一家德國企業聲稱,中國制造是造假大王。中國貿促會一位懂德語的負責人大聲反駁,“論個頭,造假大王是德國人”。德國企業表示不服,負責人給他舉出大眾汽車在美國的發動機造假事件。然而,這位德國人不以為然地,“這只是例外”。而當時的負責人,用德國講了一句德國諺語,“例外證明了規律的存在”。這句諺語,讓德國企業家的心理防線徹底破防。


企業的全球化,離不開民間組織服務平臺的護航,這是一種國家能力的建立,自然也需要國家支撐。而得到德國政府全力支持的AHK,則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國的商會類組織,要跳出老鄉會的圈子,還有漫長的體制建設之路。


跨國公司成為多邊形企業


2012-2017年,是中國在德國進行收購的黃金期。然而并購是階段性,整合才是最重要的。整合的本質是協同效應。一個品牌并購是否成功,至少要用十年以上的周期來評價。這正是文化融合所需要的時間。十年一格的刻度尺,是企業并購成功與否的最小評估單位。


濰柴動力在2012年收購凱傲物流集團和林德液壓的股份,是中國企業在德國的最大并購紀錄。隨后,濰柴動力在阿莎芬堡市投資工廠。三年后當德國員工從老車間搬入新廠房之后,極大地提高了士氣。而在加強研發的同時,林德液壓也在中國建立新的工廠。通過近十年的努力,林德液壓從只為林德叉車配套的小眾產品,成功地擠進工程機械的主流賽道。而對于凱傲集團,濰柴動力則推動它在德國上市,并通過不斷增資的方式,成為最大股東。這種國際化布局是全面的,濰柴動力也在法國、美國通過并購而持續獲得海外資產。到了2023年,濰柴動力2200億的收入中,海外收入占比超過50%。


濰柴動力在國內以強勢文化而知名,但在德國則表現出慢性子的一面。這里日常經營的管理者和研發制造人員,基本都是德國人員。濰柴動力在國內最為有名的“不爭第一就是混”、“一天當做兩天半用”這樣的口號,只在個別中國管理者的辦公室里,有一張小牌子以最不顯眼的方式而存在。


經營德國企業并不需要注入太多新的管理藝術,當地高管往往訓練有素。重要的是要有一流的管理層架構,能夠有效注入戰略想法和全球化資源配置。日常細節,則完全可以交給本地企業。


就在濰柴動力收購林德液壓的同一年,三一重工也在德國西南部的艾希塔爾市,收購了德國混凝土泵車普茨邁斯特公司。對于中國工程機械而言,普茨邁斯特一直像偶像一樣的存在。三一重工對老師表示了足夠的敬畏,在對管理架構進行了精細的設計之后,經營層一直由德國擔任。三一重工只派出了監事會成員,進行總部與本地的戰略協同。


這樣的操作方式,在2004年上工申貝所收購德國百年縫紉機公司DA公司,重慶輕紡集團收購的汽車零部件公司薩固密,也同樣看到“單槍匹馬進曹營”的局面。這些并購后所面臨的許多困難,超越了經營層面。薩固密并非處在所謂的朝陽行業,而重慶輕紡作為地方國企“自由發揮”的空間也并不大。但重慶輕紡把海外事業作為一場馬拉松長跑,長期經營。重慶輕紡的重要貢獻是,建立了一套管理海外公司的頂層架構。將總部的要求,巧妙地融入到規則與條文之中。可以說薩固密的管理突破,是跨國體制探索的一個重要建樹。


對于德國工業如此成熟的國家,直接派出一線經營者,絕非良策。管理德國企業,并非一定跟總部完全地文化對齊,而是要用本地企業習慣的方式。復雜細節,一定要留給本地經理去處理。


無論是并購,還是綠地投資,中國制造大出海,本質是中國公司如何成為一個全球化企業。這有很多的不同的路可以走。


吉利汽車正在探索一種全球化企業的新形態,傳統的超級總部或許正在瓦解。


吉利收購的英國路特斯科技Lotus正在重放光芒,試圖恢復昔日的[敏感詞]。Lotus本身就是一部駕駛者的字典,它在汽車界第一次發布了楔形車頭、主動懸架、側置散熱箱等技術。這些發明屬于路特斯,也屬于汽車文明。


那么吉利將帶著Lotus去往何處?這正是展示一個企業如何采用多品牌的能力完成全球化布局的時刻。Lotus目前開始擴展品牌內涵,從只有跑車,到開始強化生活品類的轎跑和SUV。


很多人認為這些英國血統的老品牌,正在隨著時光而顯得過氣。但中國汽車制造商正在有著不同的看法。上汽集團收購的名爵MG,在中國顯得不溫不火。然而它已經成為在歐洲市場最暢銷的中國品牌。即使在挑剔的印度,MG也被看成百年英國血統,而受到印度當地人的鐘愛。


品牌的調性,在人們的記憶里會有著更長的時間,關鍵在于有耐心的激活。吉利正在準備將電動化和智能化的優勢,注入這個豪華車品牌中。它采用了不同尋常的方式。


Lotus的設計中心在英國,確保英倫的造型風格。而汽車研發則采用雙子城市,一個在寧波的杭州灣,一個在德國法蘭克福。這里的德國工程師資源充足。而對于極限路況的測試,德國則有著隨時上路的優勢。


多年來Lotus非??粗豙敏感詞]的空氣動力學特性和極限輕量化,它不要成為停在“停車場的皇后”,而是要“陸地上的咆哮王”。而這樣的咆哮王,其實是一個多國兵團的協作結果。它的營銷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制造則在武漢,而至關重要的自動駕駛在杭州,智能座艙則是在上海。


一切戰略節點的安排,都是最大限度地貼合本地優勢資源。


在國內不顯山露水的小鵬汽車,在德國也展現了組織形態的靈活性和十足的攻擊力。小鵬是“蔚小理”新勢力在歐洲市場表現最好的車企。它將歐洲研發總部設立在汽車文化十足的慕尼黑,負責全球海外車型適配。而商務中心,則放在荷蘭。小鵬在進入歐洲市場之后,一度照搬國內的高舉高打的做法。但很快,就調整思路變成穩扎穩打。包括放棄原來的直營店,也迅速調整為經銷商網絡,加大與本地企業的戰略鎖定。這讓它在今年上半年市場表現非常突出,呈現了5倍多跳高式的增長。


向散而生,未來企業需要以節點取勝。企業組織的功能被拆開,越來越多地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全球化公司,正在成為一個多邊形企業。每個頂點的功能將變得純粹,而連接能力則是分布式組織的核心。全球化的盡頭就是本地化,以及本地化之間再連接。


然而在這些本地化的過程中,也有令人不安的身影。在大量企業出海的過程中,“外派人員”的身份定義,是一個很容易被忽視的命題。在一些國企外派干部中,往往不允許帶家屬。這意味著這些人在海外只能是短暫的身份。而在海外,與當地的人脈連接是融入本地文化最關鍵的一步。然而“三年輪換機制”,很容易將已經形成的關系脈絡掃蕩一空。而在民營企業,外派人員也通常是增加工資來處理,家庭生活則被淡化,孩子上學需要自行解決。中國企業大出海,其實就是一個一個鮮活的人在出海。而他們背后,都是一張一張音容笑貌的家庭。不能解決家庭后顧之憂,也將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一個巨大的傷口。


小記:打破“豪豬友誼悖論”


對于中國而言,德國仍然是一個創新富礦。當人們過度重視美國,德國的價值容易被低估。中美歐三國其實是一個技術等邊三角形,而現在美國技術正在虛線化,德國技術則變得更加有吸引力。


但德國僅有先進的技術而不能貼近市場,技術就會失去沖擊力。如果不能降低制造成本,高質量產品就不能被廣泛接受。市場和成本,對德國的技術型企業也至關重要。這也是德國隱形冠軍走向全球化的關鍵。這意味著中國市場和制造,對于德國而言,依然有很強的吸引力。


當前惡劣的地緣政治風險下,中德關系是中國制造最為重要的基石。從貿易看也是如此,中德2023年貿易達到2500億美元,是中法、意大利、西班牙的總和。而德國正處在最虛弱的時刻中,中國制造最需要把握住關鍵機會。


兩個需要取暖的朋友,不能變成豪豬般的友誼:堅固的硬刺,讓雙方無法靠近彼此而取暖。


而這個剛剛開啟的全球化2.0進程,對于中國企業而言是一次企業家心智的改變,而對于中國社會而言則是一次國民性格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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