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用各種關稅手段對中國制造進行打壓，就能讓美國制造業回流，讓中國制造能力變弱嗎？中國企業如何算是“真出海”？越南、印度等國是否有可能取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質量發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天津大學兼職教授林雪萍在近日出版的《大出海：中國制造全球出征的關口和突破》一書中，通過走訪調研了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越南、泰國、德國、匈牙利、墨西哥等海外工廠，訪談了200多個海外親歷者后，提出了“真出海”和“假出海”的概念，解釋了為何美國的“關稅大棒”總會落空。

林雪萍在接受長安街知事專訪時指出，美國之所以打不贏關稅戰，背后是美國的制造業發生結構性衰退的現實。這種衰退并非單純由于貿易政策失誤，而是因為其生產結構發生了變化。“關稅大棒”過去無法留住美國的制造業，而在當下、在未來也一樣也很難大規模回流。

知事：您在《大出海》一書中提出了“真出海”和“假出海”兩種概念非常新穎，如何區分企業是“真出海”還是“假出海”？

林雪萍：“真出海”與“假出海”的區分，并無褒貶之意。它只是強調企業全球化能力的建設和戰略遠見的思考。

過去很多中國企業通過出口將產品銷往全球，但這些企業更多是依賴于簡單的出口，甚至是代工生產，這種模式其實并沒有充分跟目的國有太多的接觸。

然而，“真出海”則要求企業在“地理空間”、“價值鏈空間”和“認知空間”三個維度深度扎根在當地，往往還要在海外建立工廠。這個過程不僅需要跨國運營的經驗，還要應對許多新挑戰，比如建立本地化供應鏈、融入當地文化和法規、與當地員工合作等。

舉個例子，聯想是較早成功“真出海”的企業。2005年收購IBM后，聯想成功進入全球最難打的市場——美國。在過去20年，聯想在美國以及全球建立了完整的市場營銷體系和渠道，且在美國市場持續保持領先地位。它有80%的產品在中國制造，但近80%的銷售則在海外完成，將中國制造與全球市場深度連接在一起。

再比如浙江甬金這家不銹鋼公司，通過真出海，獲得了戰略能力。它在國內并不是海爾洗衣機的供應商。然而在越南，它建立的工廠則抓住了新的機會。得益于海爾越南洗衣機發展本土化供應鏈的需要，甬金的不銹鋼成功地擠掉韓國浦項，成為海爾越南洗衣機的合作方。

圖1：海爾AQUA越南工廠（圖源：海爾官網）

“真出海”不僅僅是為了降低成本，它標志著企業戰略轉型的根本性變化：從一個中國本土化企業向全球化跨國企業的轉變。企業需要在全球不同的市場中構建新的運營體系，迎接一個偉大的轉變時刻的到來。

知事：面對逆全球化趨勢，您提到“全球化并沒有減速，甚至在局部地區加速”。您如何定義當前的“新全球化”？對于中國企業而言，這一趨勢意味著怎樣的挑戰和機遇？

林雪萍：當我們提到“逆全球化”時，這個概念天生帶有中國的視角。過去20年，中國確實成為了世界工廠和全球供應鏈的核心樞紐。但如今，供應鏈正在分散、轉移到不同國家。這種變化并不意味著全球化減速。如果站在月球看地球，某些地區的全球化步伐正在加速。

比如，越南和墨西哥等國都在積極擴張制造業基地，非洲和東歐一些地區也迎來了規模化的工業化進程。全球各地的工廠就像燒熱的大鍋一樣，沸騰得四處冒泡。而中國工廠則是這次全球供應鏈重構中的關鍵力量。

而“新全球化”其實是一個全球工業平均化的過程。曾經的棕櫚油出口大國印尼，正在通過加強本土加工產業來推動工業化。例如通過鎳礦加工留在本地，促進它的電動汽車新產業。新全球化拉高了全球工業化水平的基線，而這種能力跟中國密切相關。

圖2：五菱印尼工廠資料圖（圖源：視覺中國）

對于中國來說，出海投資、建設海外工廠仍面臨不少挑戰，比如合規性、勞動力成本等問題。“認知空間”的能力不足，是中國工廠在海外經營的一個長期挑戰。不過，中國在過去十年，在智能制造和數字化轉型方面的進步，正在為企業提供更多的支持。這種數字化能力成為中國企業走向全球化的新優勢。

知事：美國近年來頻頻通過關稅保護其本國的制造業。您在書中用美日制造業交鋒的歷史，指出貿易戰不會對本國制造業形成保護，美國對日本的打壓，反而推高了美日逆差。如今美國對華關稅戰中也出現了這種現象。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

林雪萍：我們要把企業收益、民眾收益和政府意圖，這三者區分開來理解。美國政客所說的話，未必就能真實地反映美國企業的意圖。對于他們而言，往往需要一個外部替罪羊，來轉移其國內通貨膨脹等經濟問題的焦點。

貿易逆差則成為了一個便于政客利用的政治工具。它往往被引導成大眾失業的真兇，從而在美國銹帶的大眾心理訴求有著很大的市場。

至于美國的貿易逆差為何反而增加，我們要看美國的進出口總額及比例，而不僅是逆差的數字。

這一輪出海，許多中國企業開始是在被動的情況下出海將工廠轉移到越南或墨西哥等地。如果工廠不遷移，可能就沒有訂單。然而工廠轉移后，經過二次加工，商品成本也被提高了。這些成本最終都會轉嫁到美國消費者身上，也使得貿易逆差增加。

圖3：2月1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備忘錄，要求相關部門確定與每個外國貿易伙伴的“對等關稅”（圖源：視覺中國）

《大出海》有一個章節專門討論了日本企業在1985年出海的情況。從當年美日交鋒的歷史中也可以看出，打貿易戰無助于奪回行業競爭力。

當年，美國對日本發起貿易戰的目標是擠壓日本的汽車、家電和芯片產業，以恢復美國在這些領域的競爭力。

然而事實證明，這種政策并未成功地幫助美國奪回芯片市場。因為日本存儲芯片技術非常強大，最終美國芯片制造商如英特爾和德州儀器也未能在存儲芯片領域取得主導地位，而是轉向了計算芯片和模擬芯片領域。

而美國之所以打不贏關稅戰，背后是美國的制造業發生結構性衰退的現實。這種衰退并非單純由于貿易政策失誤，而是因為其生產結構發生了變化，美國找到了更高的價值來源。

一方面，過去20年，美國通過將生產基地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國家，并通過信息化和高科技產業的領先地位，獲得了更高的經濟效益。可以說，美國的IT高地和中國制造洼地，二者的結合促進了全球化的繁榮。

另一方面，美國的制造業人力成本高昂，在成本競爭上天然處于劣勢。如今美國采取的關稅保護政策雖然短期內可以保護本土某些行業，但長期來看，這種策略會扭曲市場競爭機制，導致效率低下。

美國光伏產業就是一個例子，雖然政策上有所支持，但其產品價格仍比中國貴30%以上，影響了市場的競爭力。英特爾也充分體現了這種矛盾。它是美國芯片法案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獲得了80億美元的政府補貼。然而公司仍面臨巨大的虧損，CEO去年底也因此辭職。

這說明，即使有了補貼和政策保護，制造業的競爭力依然受到結構性問題的制約。“關稅大棒”過去保不住美國的制造業，在當下、在未來也無法取得勝利。

知事：受中美貿易爭端的影響，以越南為代表的東盟國家成為中國產業轉移的目的地。越南是一些外媒鼓吹的“中國替代國”之一，為什么一些西方政客和媒體熱衷于炒作“越南將成為下一個中國”？越南未來是否有可能取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

林雪萍：外媒這種“替代國”的炒作，帶有某種幸災樂禍的情緒，且通過創造一個新的“神話”，希望看到中國的競爭力受到挑戰。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國家都曾被推上“誰能替代中國”的舞臺，不過是為了迎合西方的政治氛圍。

越南這幾年經濟確實取得了不錯的進展，在2024年，其GDP增幅達7.09%。此外，越南的汽車產業也有顯著增長，去年汽車產量達到約50萬輛，相比前年增長了22%。

然而，越南不太可能復制中國而成為“世界工廠”，二者依然有著巨大的差異性。

從地理看，越南是一個狹長的國家，這限制了其產業的縱深發展。越南的經濟主要集中在北部河內附近一帶，以及南部的胡志明市周邊。北部和南部地區在供應鏈和運輸網絡的整合上，有著諸多的限制。

再加上越南只有約1億的人口，無法像中國那樣形成一個巨大且縱深的市場來支持產業的高效運作。

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忽視越南對中國產業的“挖墻腳”效應。雖然越南不太可能取代中國成為全球制造中心，但它確實帶走了大量中國的產業，這可能會影響中國的就業市場，并可能導致技術流失。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和應對。

知事：您提到中國制造企業要從“守住世界工廠”轉變為“全球供應鏈領導者”，具體而言，企業在這一轉變中需要優先解決哪些核心問題？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國家在支持企業出海方面還有哪些改進的空間？

林雪萍：隨著“全球化2.0”的到來，全球格局已經從超級工廠向分布式工廠轉變。中國要利用既有的優勢，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領導者”。

《大出海》一書提供了了一個“321”的思維框架。除了三個空間之外，企業需要具備兩種能力：一是供應鏈屬地化的能力，二是組織國際化變革的能力。這意味著，我們不一定要把所有生產都保留在中國本土，而是要在全球不同地區建立合適的供應鏈。

例如，中國的家電企業如海爾、TCL，已經開始在全球擴展，如果國內做冷凝器的企業不跟隨這些大企業走到全球市場，可能會被其他供應商取代。因此我們需要在全球完成供應鏈屬地化，這也是卡位價值鏈的關鍵時刻。

“321”思維框架的“1”則是指一個系統，也就是中企出海的國家系統級能力。例如，中國在海外，需要有一個強大的民間組織如商會，來代表企業的利益，跟屬地國打交道。

然而，中國在海外的商會類的組織，常按中國省份劃分，如山東企業聯合會，湖南商會等。這跟屬地國的政府機構無法直接對接。商會對話機制不一致，會影響商會在海外的話語權。

中國企業大出海，實際上是個體奮斗的群體畫像。外派管理者的身份認定變得至關重要，他們是這次大出海的“大水手”。然而這些優秀的外派人員，卻面臨著子女教育和家庭分散的困境，這也是政策制定者所需要正視的問題。

而在政策層面，除了商務部，還需要工信部、財政部、海關、銀行等多方協作，確保在海外能夠有效支撐中國保持“全球供應鏈領導者”的地位。這同樣需要國家的系統能力的再建設。